近来，国内媒体纷纷报道说，未来3年内中国将派出3万名农业官员到韩国考察学习“新村运动”的经验。但调查表明，作为“新村运动”培训骨干的韩国“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没有制订为中国培训多少公务员的计划，韩国旅游主管部门也否认安排旅行社为接受培训的中国公务员提供旅游服务。所谓“3万人”或“35万人”可能只是某些媒体的一厢情愿，并非确有其数(见《国际先驱导报》)。

　　3万名农业官员到韩国考察学习“新村运动”经验消息发出后，一时间，“别让建设新农村成公费旅游新幌子”之类的话语充斥公共舆论空间，公众的批判情绪可见一斑。这让笔者想到了2004年的一则新闻，当时，有消息称，中国在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至少派出10万名各级官员到英国进修培训，许多读者对此发表措辞激烈的批评。经多方核实，发现这则消息不实。

　　两则新闻何其相似，都引起了公众无数的猜想，并且都是对官员批判式的猜想。毫无疑问，这种对官员批判式的猜想是公众基于经验的一种判断，因为长期以来，公众形成了官员都有公费出国“考察”癖好的刻板印象，而这种印象又通过种种现实给予了强化。

　　笔者以为，公众基于经验产生的对官员批判式猜想应该引起重视，这种现象至少表明，公众对官员的信任度有待提高和政府应该提升自身的信用度和透明度。近年来，种种迹象表明，公众对官员的信任度在降低，加上部分官员道德形象不佳，更刺激了公众对官员产生负面的猜想，而这又与政府信息的透明度密切相关。简单地说，这是传统神秘行政遗留下的恶果。要知道，如果政府无法回应公众的期待和信任，就会产生信任危机。公众是政府力量的源泉，政府的有效运行是以公众的信任为基础的。正是由于众多存在的政府对公众信任无法回应的事情，才导致了公众对政府信任的减少，进而对有关政府的信息片面地产生了怀疑的意识，如果处理不当，就会成为政府实现善政的羁绊。

　　从消极的角度来说，官员掌握的公权力，具有易于滥用、追求扩张、破坏市场机制、伤害公民权利的特性，故过去曾将行使行政权力的政府比喻为“必要的罪恶”。正是对这种“必要的罪恶”的怀疑，才引起了公众的批判式猜想，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知道，现代行政法治崇尚透明行政，强调约束公权，而行政权力的本性是喜爱神秘、扩张和率性，厌恶公开、监督和约束，这里存在着巨大矛盾。俗话说，“阳光能够杀病菌，路灯可以防小偷”。要防止出现公众的批判式猜想，笔者以为，惟有提升公众对官员的信任度和政府信息的公开程度。

　　公众基于经验产生对官员批判式猜想，对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任何时候，公民都需要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政府应该是承担各种责任的行政机关，一个责任政府对社会来说是最重要的。政府的权力虽然是有限的，但政府对公民负有的责任却是无限的，也就是说，不论在公共领域，还是在私人领域，只要是关系到公民利益的事，政府都要负起责任来，这种责任是无法用数量的多少来衡量的。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曾指出，“一个好的政府应该做到两点：一是信守政权的宗旨，亦即人民的幸福；二是了解实现其宗旨之最佳途径。”那么，笔者以为，作为责任政府，就应该消除公众基于经验产生对官员批判式猜想的土壤，就应该提升公众对政府和官员的信任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