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家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执笔发表一项研究成果指出，相对于收入分配，起点不公平更为严重。文章认为，先天的不公平是客观存在的，而后天的起点不公平就是社会政策的选择。人们不满的是受教育的机会、医疗健康的机会、迁徙的机会等等的不公平。此事又一次引起人们对包括起点不公在内的社会不公的议论。

　　改革开放28年，经济大发展，国力增强了，这是举世皆知的成就。但老百姓并不因此而沾沾自喜，为什么？原因很多。“起点不公平更严重”应该是一个重要方面。特别是处于底层的工农大众，作为享受改革成果最少，遭受“起点不公平更严重”最多的群体。他们有情绪、有建议、有话想说，但其话语权往往被有关决策层所忽视或否定。比如，同样是下岗，只下工人，不下领导；同样是就业，有关系，有领导后门可钻的人往往“捷足先登”。至于被看病难、学费高、买房贵这“新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问题，其实也有个“起点不公”问题。拿学费来说，贫寒家庭的“起点”很低，但却要与富家子弟一样承受高额的学费。于是，这些年贫家子弟因缴不起高昂的学费，被挡在校门外的事是屡见不鲜，导致学生父母自杀身亡的事也是时有发生。在看病难方面，得了绝症住院的中老年人，因收入低，不堪医疗费用的重负，而选择跳楼的也不乏其人。如果说下岗就业之类的起点不公平是因为民主监督不到位、不得力，行政权力没有退出市场，是垄断和腐败产生的结果，那么，“新三座大山”造成的起点不公平则是方向性的失策。也就是说，教育产业化，扩招大跃进，把学校，特别是高校变成了学店；医疗市场化，见钱才

　　救命，把医院变成商店等等都是不讲穷人经济学的结果，都是加速起点不公平的后果。对此，广大老百姓是很有意见的，他们有情绪、有建议、有话想说，但其话语权往往被有关决策层、经济界精英所忽视或否定，没有申诉的机会。这种情绪集中反映在这两年，爆发在意识形态层面，就是专家学者媒体记者等围绕改革的得失和是非，展开激烈的争论，正反双方都开始了深刻反思：去年本是政府拟定的“改革攻坚年”，却被众人视为“反思年”，就是明证。

　　我认为，从后天起点不公看改革的成本，总结改革的得失，对于我们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不公很有必要。起码有这么两点值得反思。一是自然风气和社会风气下沉的损失有多大，一是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引起的心理动荡有多久。前者我认为无法估量，后者我认为难以预料。现在楼继伟等发表权威文章，承认后天起点不公平是社会政策的选择，是一个积极的纠偏的信号。我认为，要解决起点不公，逐步削平“新三座大山”，解铃还需系铃人。一个改革思路是，我们在制定收入分配的法规时，要摈弃一味讲效益优先的原则，把效益和公平放在同等位置上，进而去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去加重公平的砝码。对于贫困的弱势群体这一块，要通过工资税收等经济杠杆，来提高他们的收入。比如，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劳动所占的权重，把最低工资标准提到维持当地劳动力再生产的水平；比如，政府在二次分配时应该制定“底线公平”原则，即社会成员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不了的基本生活问题，要通过政府、企业、个人的力量加以解决。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尽快实现全民低保也是一个重要的覆盖面。

　　当然了，解决起点不公，调节贫困的弱势群体收入的问题，是一个长期综合而又复杂的问题，不可能靠几个办法，毕其功一役就能解决了，但只要按照中央的部署，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坚持民主决策，扎扎实实、一步一步的攻坚，我们的改革就能够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所谓“新三座大山”等起点不公造成的沉重就能够得到根本性的缓解。(文仕全)